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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章 部分阅读(1 / 1)

1946年的下半年,蒋一苇、刘镕铸、陈然、吴子见(刘是党员,陈是1939年入党,1941年失去组织关系,蒋、吴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)几位同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积极分子,经常在一起讨论、研究、学习,他们策划办一个杂志来吸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。

1947年元旦,一个公开的刊物《彷徨》在重庆市面上正式问世。关于这本很特别的地下党的进步刊物的创办过程,创办者之一的蒋一苇在解放后有过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道:

抗战期间我在广西和党内的一些同志有接触,虽受他们的影响,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,我没有能解决组织问题。1944年,湘桂撤退时,我下决心到重庆,因为重庆有《新华日报》,可以找到党的关系。

到重庆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介绍,我就“毛遂自荐”,写了一封万言长信,说明自己的经历和愿望,用蒋国栋的化名寄给了《新华日报》。不久,《新华日报》登了一则代邮:“国栋兄:请于 月 日来化龙桥本报编辑部一叙。”我如约前去,接见我的是林默涵,当时化名林军,是负责编《群众》周刊的。以后我每个礼拜去找他一次,也很天真,就提出要求入党。他还不了解我的底细,哄我说,与国民党有协议,在国统区不发展党组织,但可与他们经常联系,所以我就替《群众》周刊写稿,保持联系。这是1945年初的事。以后比较熟了,林默涵说:“你经常到化龙桥来,太危险,我另外给你介绍一个人,就不要往这里跑了。”于是把我介绍给刘光,由刘光与我联系;刘光之后是张黎群(张佛翔);张黎群之后是周力行,直到和谈快破裂,内战实际已经打起来了,周力行决定解决我的组织问题。刚刚写好自传,周力行调到南京“军调部”去了,他走前说:“你的关系交给了张友渔同志。”等我去找张老,张老说:“你的工作关系交来了,党的组织关系,周力行没有说,也不要紧,我们马上打电报到南京去问。”没有过几天,四川省委和《新华日报》被迫撤回延安,我和党的联系就断了。

张友渔同志说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?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,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,是办一个刊物,叫《科学与生活》,目的是通过这个刊物来团结与联系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。当时估计“和谈”可能成功,也可能失败,如果成功,可以动员一批科学家、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去。《科学与生活》的社长严希纯,是一位秘密党员,很老的同志,一直到死都没有公开党员身份,后来作致公党的秘书长。这里提到《科学与生活》,是因为这时的《科学与生活》,与后来的《挺进报》有某些间接的关系。如成善谋烈士,就是《科学与生活》的编委,是严希纯介绍来的。《科学与生活》是1945年秋天,“八一五”日本投降后开始筹备,1946年元旦创刊的。许多著名的科学家,如郭沫若等,都为刊物撰稿,积极支持这个在白区第一个党领导下的科学刊物,这样搞了一年,“和谈”破裂,这个计划不行了。经党组织研究,为了长期隐蔽,要深入社会底层,要我改办另一个刊物,叫《彷徨》,工作对象是社会职业青年,面目是灰色的,竞争对象是黄色刊物。《彷徨》于1947年1月创刊。这刊物筹办时还是周力行领导我们,周力行走时把我交给张友渔,这就是张老所说的“工作关系”。赓续,张老派何其芳来领导《彷徨》。何其芳更明确指出,这个杂志一定不能暴露,一定要按“灰皮红心”的原则来办。他亲自担任为《彷徨》写“书评”的工作,第一篇是《评“北极风情画”》,第二篇是《评“姨太太外传”》,由此可见当时要求这个杂志保持的特色。杂志的内容,讲的都是失学、失业、失恋之类的问题,面目是灰色的,但思想是健康的。另外则通过“读者信箱”和发展“社友”等办法来联系读者。对重庆的读者,我们以“《彷徨》社友”的名义,组织了一些小型读书会,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。当时这个杂志在职业青年中很受欢迎,很畅销。

《彷徨》这个颇为“海派”的杂志,却很得《新华日报》的支持。就在创刊的时候,1947年1月3日,《新华日报》在刊头下免费登了一则大幅广告,广告上是一个大“?”,下面说:“你在彷徨吗?你感到苦闷吗?请试读《彷徨杂志》 它将给你解答和鼓励。”这幅广告很新颖醒目,当时《新华日报》很少这样处理。过了两天,《新华日报》又在刊头下登了《彷徨》第一期的要目。同时,在“《中央日报》”、“《扫荡报》”上也照这样登广告。

这时,参加办《彷徨》的人比较多,核心分子有三个:一个是陈然,管“读者信箱”,联系读者;一个是刘镕铸,因他在开明图书局工作,就兼管发行;再就是我,和过去办《科学与生活》一样,是主编。此外,有吕雪棠负责美术装帧,还有吴子见(原名吴盛儒)也参加了编委工作,他是周力行介绍来参加《彷徨》的。这几个人都和后来办《挺进报》有联系。此外,如向洛新等也是编委,后来他们成为市委机关刊物 《反攻》的骨干分子。其他还有搞会计、出纳、校对等等工作的,都是由“《彷徨》社友”中的积极分子来承担。

《彷徨》出了两期,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和《新华日报》被封闭撤回延安去了,我们和上级领导断了关系。怎么办呢?我们商量,反正《彷徨》是“灰色”的,上级叫我们长期隐蔽,我们就按原方针坚持下去。当时,我们通信是在邮局租的信箱,不用地址。3月间,从信箱内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发的油印新华通讯稿。这时的重庆一片乌黑,尽是“中央社”、“《扫荡报》”消息,延安也失守了,悲观情绪很重。看到新华通讯稿讲解放区战场如何如何取得胜利,大家可高兴了。我们几个核心分子互相传看后,刘镕铸主张把它翻印出来往外传。但通讯稿太多,也不好都翻印,就由我来摘编。这种通讯稿也不是经常收到,有的被邮检检掉了,据说当时香港新华社对所有公开报刊,不管进步的,反动的,一律都寄,这样不像是专门寄给我们的,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。有时我们收到的是夹在香港黄色报纸里寄来的,到后来连《群众》周刊也偶尔收到过。每收到这种“通讯稿”后,就由我摘编、刻印。这时,这个“小报”没有名字,印得很少,我只留几份,给吴子见等少数几个可靠的熟人传看,其余都由刘镕铸设法散发出去。这是1947年上半年的事。

由于《彷徨》同党的《新华日报》有秘密的关系,更在于这个刊物本身具有“灰皮红心”的内容,所以它的发行量在短时间内就大增。原因是,自中共四川省委和《新华日报》撤走后,重庆地下党组织及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共产党员们,面对严峻的形势,有人苦闷焦虑,有人痛苦彷徨,也有人一时失去信心。针对上面的种种情况,陈然等几位办刊人大声疾呼:越在此等形势下,更要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!经过几天讨论之后,陈然疾书了一篇题为《论气节》的文章,作为“小论谈”在《彷徨》杂志上发表。文章一经发表,立即在革命同志间引起强烈反响,它给予那些苦于听不到战场声音,听不到党的声音的地下工作者巨大振奋,革命同志们如在黑暗的大海里行船,突然看到了指路的航标一样,如饥似渴地读着陈然的《论气节》。陈然在这篇文章中如此论述气节:

气节,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。

什么是气节?

就是孟子所说的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。

也就是《礼记》上所提出的“临财毋苟得,临难毋苟免”;“见利不亏其义,见死不更其守”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。

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,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,尽了他所应尽,所能尽的责任。

文天祥在《正气歌》里这样地歌颂着:

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。时穷节乃见,一一垂丹青。在齐太史简,在晋董狐笔。在秦张良锥,在汉苏武节。为严将军头,为嵇侍中血。为张睢阳齿,为颜常山舌。或为辽东帽,清操厉冰雪。或为出师表,鬼神泣壮烈。或为渡江楫,慷慨吞胡羯。或为击贼笏,逆竖头破裂。是气所磅礴,凛烈万古存。

这一连串光辉的史实告诉我们:在我们的历史上,有许多先贤用头颅、热血、齿、舌,在是与非、黑与白、真理与狂妄、正义与罪恶、善良与暴戾之间,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!

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!

气节,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,也是最后的考验。

许多人在平时,尽管修身到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的地步;尽管如何标榜“为圣人立言,为天地立心”的大志;尽管如何养性、敦品、慎行、守信 但是一遇到“富贵”就瘫痪了;只好闭起眼,昧着良心去升官发财了。

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、志士,谈道理口若悬河,爱国爱民,一片菩萨心肠,但到了“威武”面前,低头了,屈膝了,不惜出卖朋友,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苟安;再不然做一个缩头乌龟“闭门读书”去了。

叛国事敌的汉奸和那些卖身投靠的政客们,不都是些“修养有素”的一时俊杰吗?到了是非黑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候,到了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,他们变了,他们抖着双手,厚着面皮,装着猫哭耗子的慈悲,向盛满血污的盆里去分一杯羹了,汪精卫就是这类“英雄”们的一个典型代表。

他们也是知识分子,但,却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

利欲熏心的曾国藩,替这些败类留下一条格言:“大丈夫能屈能伸。”是的,见利忘义,屈伸自如,正是这类士大夫们讲究修心养性的成就!

只有那种“舍己为人”、“舍身取义”、为万民、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,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。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。 像《正气歌》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,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,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、伽利略、白鲁纳;为“不自由毋宁死”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 我们试冥目想想,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!在灾难降临的时候,他们不妥协、不退缩、不苟免、不更其守!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!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在平时能安贫乐道,坚守自己的岗位;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;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,而不惊慌失措,以至于“临难毋苟免”,以身殉真理。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,它需要培养!然而这培养又不是“修心养性”,用主观的“毅力”、“决心”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。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,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。

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。情感是倾向欲望的,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,刑刀架在你颈上,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,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,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。

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夕,罗马教皇把伽利略召到“宗教异端裁判所”严刑审讯,要伽利略承认“哥白尼的地动说是错误的。地球是如《圣经》所说,不动的”。然而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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